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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2019-03-29 06:44:31    来源:法制与社会    作者:河北省鸡泽县人民检察院 王利伟

  摘要:近年来,我国发生多起涉及正当防卫认定的案件,这些案件自出现时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都会引起社会的大讨论。正当防卫来自于公民的自卫权,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有利于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利,有利于鼓励公民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打击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但是,如何准确的把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主要通过论述如何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来确保司法实践中可以准确的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普通犯罪,从而确保正当防卫制度可以有效贯彻落实。

关键词: 正当防卫  必要性  优先地位

 

一、 应当确定防卫行为必要性的优先地位

司法实践中,对于“必要限度”的理解和判断,直接影响着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认定。二者的区别就是是否超过“必要限度”,那么如何把握“必要限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有观点认为,在判断“必要限度”时,应当首先看行为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其次才需要考虑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果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行为必定是超过了必要限度。这是明显的“唯结果论”的做法。“唯结果论”只对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进行分析,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来对行为作出判断。被侵害者的行为只要造成严重的损伤结果,一般情况下就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这种观点在必要限度的理解和判断上存在偏差。我们知道根据法律规定,“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二者都存在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但是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并不是说防卫行为就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根据二者的属性,我们可以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视为行为限度,将“造成重大损害”视为结果限度。司法人员在认定是成立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时,要判断两个必要限度,首先要判断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行为的限度,如果没有超过,就不必考虑造成何种后果,都应当成立正当防卫。如果防卫行为超过了限度,此时才需要考虑行为后果的限度。如果行为后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则仍然成立正当防卫,相反,则是防卫过当。

按照立法的初衷,立法机关在规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时,规定了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二者都有其各自的作用。那么,在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二者的作用或者地位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防卫行为的限度在认定正当防卫是否成立时,应当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实践中,由于受“唯结果论”思想的影响,司法人员大多将判断行为结果放在第一位,忽略了对防卫行为限度的分析和定性。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和适用。为了改变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现状,解决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重新定位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改变二者的地位,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确定行为限度的优先地位。在进行正当防卫的认定时,优先考虑行为的必要性,只要采取的行为是必要的,那么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是非必要的,那么行为就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过优先判断行为必要性,有利于提高正当防卫的认定率,从而改善正当防卫的认定现状。同时,从法律规定来看,行为必要性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且行为必要性是在结果必要性之前,这也显示出司法机关在立案时,就已经预见到此类问题,明确行为必要性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对结果必要性的判断与否,需要根据案件证据和全案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

二、 严格把握“必要限度”的标准

我国法学界关于“必要限度”的理论观点主要三种学说,包括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与相当说。[1]基本相适应说认为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将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方式、强度和后果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判断二者是否相适应,相适应的视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否则应视为超过必要限度。必需说提出,无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伤亡后果,只要行为人采取的行为是制止侵害所必需的,都不能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相当说,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应当大体相当,而知在行为的方式、危害程度等都不存在明显的差距。

笔者同意必需说的观点。首先,“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一个较为概括性的的词语,并非明确的标准,司法人员实践中需要通过分析判断来做出自己的决定,不能简单的就能辨认是否超过限度。在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要换位思考,要设身处地的从被侵害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案发当时的情况下,分析是否有防卫的必要性和必需性。只要被侵害人的行为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且行为没有超过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程度,这就表明行为是在必要限度范围之内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有的观点认为,应从案发时的侵害行为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来分析防卫行为是否必需。对于必需的认定和分析,应当综合全案情况来分析认定。在日本司法实践中,也都接受该观点。通过一些案例的法律文书,我们知道日本法院认为:只要防卫行为是必需的,不管防卫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应当认定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在日本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案例。防卫人为了摆脱对方而将对方推到,致使对方受伤,且入院治疗。该国地方法院判定该起案件为防卫过当。可是,该国最高裁判所却认定防卫人实施的防卫手段具有必需性,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即使出现严重的损伤后果也不影响成立正当防卫,从而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关于防卫过当的定性。[2]在这种情形下,只需要判断防卫行为是否具有必需性。用必需的防卫行为进行反击,给侵害方造成严重损害,防卫行为也应该得到认可。

之所以认为必需说更加合理,一方面其理论学说可以更好的保护被侵害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确保正当防卫的正确适用,促进正当防卫理论的深入研究。按照必需说的理论来分析和办理案件,可以为被侵害人提供更多的司法保护,同时对于潜在的非法侵害人也更加具有威慑和警示作用。实践中,司法人员对防卫行为必要性的态度过于审慎,这会导致非法侵害人对于被侵害人的反击行为有恃无恐,与我国刑事立法目的相违背,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样做,也是变相的提高被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的门槛,提高了公民被非法侵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被侵害人作为受害人一方,其本身就是受害者,其合法权益遭到非法侵害,其采取一定的行为进行自我保护的反击,这是人的本能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如果这时还对其行为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这会使被侵害人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给社会传递错误的价值引导,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和谐。所以,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在认定防卫行为时应当采取必需说的理论,一方面确保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能够得到认可,当公民在面对非法侵害时,解决了被侵害人的思想包袱,为了及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敢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实现法律和道德的公正。另一方面,打击犯罪,对潜在的不法侵害者起到更具威慑力的警示作用,使违法犯罪的风险更高,有利于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必需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和可操作性。根据必需说的理论要求,被侵害人采取的行为是否必需,直接决定着其行为的性质,在必需要求的范围内,那么就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同时也不需要再依据行为结果进行法益的衡量,直接成立正当防卫。为什么可以不进行法益的衡量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呢?

因为侵害人所遭受的侵害是由于其自身的不法侵害遭到被侵害人反击的结果,侵害人应当提前知道可能会遭到反击,且其遭受反击是由于其自身存在过错在先,因此侵害人应当直接承担行为的最终结果,而无须去考虑法益衡量问题。侵害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去侵害他人时,他就应该预想到到被侵害人极有可能会采用相同的手段或者是更具伤害性的行为来反击侵害者,这种反击行为是非法侵害者预想到的,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由于侵害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因此其应承担由于其侵害行为引起的被侵害人的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刑法的立法目的是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它不会同意非法侵害人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可以免受被侵害人的防卫行为,身为案件罪魁祸首的非法侵害人,其必然会受到反击行为造成的损害这一结果,这正是为了保护防卫者的合法权益,让侵害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防卫人的权利,对侵害人更加具有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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